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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俄等国在耶路撒冷的角力如何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

2018-12-11 13:59:17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吕品 朱珠 译 选稿:桑怡

原标题:英法俄等国在耶路撒冷的角力如何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

  离复活节还有几个星期,朝圣的人们就陆续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来自东欧和中东的许多地方:埃及、叙利亚、亚美尼亚(Armenia)、安纳托里亚(Anatolia)、希腊半岛等等,但最多的还是来自俄罗斯。这些人先是坐船来到雅法港(Jaffa),再从那里租骆驼或是驴子上路。2018-12-11耶稣受难日这一天,耶路撒冷聚集了两万名朝圣者。他们把能租的房子都租下了,实在不行就全家露天而睡。为了保证长途朝圣路上有足够的盘缠,他们几乎人人都会随身带上一些货物,比如手工制作的十字架或是装饰品,念珠或是绣品等,在抵达后卖给参观圣殿的欧洲游客。朝圣活动的中心是圣墓教堂,前面的广场也是一个忙碌的市场,售卖色彩鲜艳的水果和蔬菜的摊位与出售货物的朝圣者挤在一起,教堂后面的皮革作坊也把气味难闻的牛羊皮晾晒在那里。广场还是乞丐们讨钱的地方,他们的手看上去像是得了麻风病,就这么伸向陌生人,惊吓之下人们只好散钱消灾。有钱的游客会雇几个土耳其向导,这些人挥舞手中的大棍子把乞丐赶开,保护自己的客人走向教堂大门。

  东正教徒与天主教徒大打出手

  1846年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的复活节正好在同一天,于是朝圣地点比往年更加拥挤,气氛也更为紧张。圣墓教堂内,建在耶稣受难处的祭坛是举行复活节祭祀活动的地点,长期以来两个教派的教众一直为耶稣受难日那天谁有优先权争执不下。那时候信奉天主教的拉丁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之间的矛盾已到白热化程度,以至于奥斯曼帝国驻耶路撒冷的总督穆罕默德帕夏(Mehmet Pasha)不得不派兵到教堂内外维持秩序,但还是无法阻止冲突的发生。

  在耶稣受难日这一天,拉丁教士带着白色的亚麻祭坛布来到圣墓教堂,却发现希腊教士已经在祭坛上铺上了他们的丝绸绣花坛布。拉丁教士质问希腊教士有何权利占着祭坛,要他们出示苏丹的许可状。希腊教士却反问拉丁教士有何权利要求把丝绸坛布拿下,是不是也有苏丹的许可状。两派教士打了起来,僧侣和朝圣者们立刻加入战团,很快整个教堂变成了战场。两边不仅拳脚相加,还操起各种家伙,十字架、蜡烛台、圣餐杯、灯具、香炉都成了武器,甚至还有人从教堂里拆下了木头。斗殴愈演愈烈,两边都使上了偷偷带进教堂的刀子和手枪。当穆罕默德帕夏手下的士兵终于控制住场面时,教堂地上已经躺了四十多具尸体。

  “这就是以宗教之名干的好事!”英国社会评论家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1846年正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旅行,她继续写道:

  耶路撒冷是基督徒和犹太人最神圣的地方,就像穆斯林的麦加(Mecca)一样。这些人声称有同一个圣父,对他们来说这里都是圣所,那么他们又在这里干了些什么?穆斯林会把任何进入奥马尔清真寺(Mosque of Omar)*的犹太人或基督徒杀掉,而希腊人和拉丁人又相互敌对,会把任何进入圣墓教堂的犹太人或穆斯林杀掉。犹太人向敌人祈求平安,用的却是自己先知留下来的仇恨的语言。

  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矛盾的加剧,原因是自19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朝圣者来到巴勒斯坦。铁路和蒸汽机船的出现,为公众提供了更多出行的可能,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等天主教国家的旅行团以及欧美各地虔诚的中产阶级教徒纷纷涌向巴勒斯坦。各个教会之间相互竞争,都要扩大影响力。这些教会支持朝圣团体的活动,抢着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资助教区和修道院,建立宗教学校吸收阿拉伯东正教徒(以叙利亚和黎巴嫩人为主),让这些巴勒斯坦人数最多但受教育程度最低的民众改信基督教。

  1839年英国驻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领事威廉·扬(William Young)在向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提交的报告中说:“最近两年内,有大批来自俄罗斯、法国、那不勒斯(Naples)和撒丁岛(Sardinia)的政府官方礼物被送到耶路撒冷,用来装点圣墓教堂。”他继续写道:

  不同教派间的嫉妒和敌意不断增加,后果明显。在过去,拉丁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之间的纷争并无大碍,常常以一方给土耳其当局更多贿赂作为解决。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纷争的背后,是欧洲国家在宗教事务上的介入。

  耶路撒冷:俄罗斯人的精神家园

  在1842年和1847年间,耶路撒冷热闹非凡:圣公会(Anglican)在这里建了一个主教公署;奥地利建立了一个方济会(Franciscan)印刷所;法国建立了一个领事馆并向天主教学校和教会送了很多钱;教皇庇护九世(Pope Pius IX)重新在此设立了一个常驻大主教的职位,这在12世纪十字军东征后还是第一次;希腊东正教大主教从君士坦丁堡搬回耶路撒冷以加强控制;俄罗斯派来了教会使团,建起了一个俄罗斯大院,包括旅店、医院、祈祷堂、学校和市场等,为人数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朝圣者提供协助。

  在19世纪早期,由俄罗斯东正教会派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比其他基督教派都多。每年来到耶路撒冷参加复活节庆典的俄罗斯朝圣者多达一万五千人,有些甚至徒步穿越俄罗斯和高加索,再经过安纳托里亚和叙利亚而来。对俄罗斯人来说,巴勒斯坦的圣所是他们强烈宗教热情的倾注点,到这里朝圣是他们信仰虔诚的最高表达。

  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人把耶路撒冷看作他们精神家园的延伸。“神圣俄罗斯”这一概念并不受地域限制,而是一个东正教的帝国,供朝拜的圣所遍及基督教东部地区,而圣墓教堂又是所有圣所之母。一位俄罗斯神学家在1840年代写道:“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家乡,在那里我们不把自己当作外人。”[4]这种说法是有源头的,几百年来的朝圣活动把俄罗斯教会和圣地(包括通过耶稣的一生联系在一起的伯利恒、耶路撒冷和拿撒勒[Nazareth])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许多俄罗斯人看来,奥斯曼帝国对巴勒斯坦拥有的政治主权不过是暂时的,而他们自己与圣地之间在精神信仰层面的联系却重要得多。

  然而在天主教和新教徒身上却完全没有这种狂热,他们对巴勒斯坦圣地的兴趣不过是出于历史的原因和浪漫的想象。19世纪英国旅行家和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金莱克(Alexander Kinglake)认为“朝圣的拉丁教徒,最多也就是一名身携日记本、对历史有所了解、打算写本书的法国游客而已”。东正教徒的激情狂热,“野蛮”和“低俗迷信”的仪式,往往让欧洲游客退避三舍。马蒂诺就不愿意到圣墓教堂去看耶稣受难日为朝圣者洗脚的仪式,她写道:“我可没法去看这种借宗教名义演出的丑剧,相比之下,在非洲河边举行的最低级的拜物教仪式都没有那么令人受到冒犯。”出于同样的理由,她也不愿意参加复活节星期六举行的圣火仪式。在圣火仪式上,朝拜者纷纷挤入圣墓教堂内,用耶稣坟墓上的长明火点燃自己手中的火把。来自希腊、保加利亚、摩尔达维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等地不同东正教派别的教徒争先恐后地挤向耶稣坟墓,斗殴经常发生,有时候一些教徒会被踩死或是被烟呛死。柯曾男爵(Baron Curzon)目睹了1834年的圣火仪式,他将看到的景象描述为“混乱和渎神的场面”,那些朝圣者“几乎全身赤裸,手舞足蹈,狂喊乱叫,仿佛恶魔上身一般”。

  马蒂诺是一神论者,柯曾是圣公会教徒,他们对这种宗教仪式的反感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新教中,早就没有了公开展示宗教热情的行为。和许多欧洲游客一样,他们觉得东正教徒狂乱的举动几乎不像一个基督徒所为,自己和他们没有什么共通之处,反而是相对世俗化的穆斯林身上的含蓄和端庄,与自己习惯的安静祈祷有着共通之处。这些作者对东正教徒的态度,影响了西方国家在与俄罗斯就圣地问题发生争执时采取的外交政策,而这些外交政策的实施,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

  欧洲的评论家们对圣地在俄罗斯人心中的地位一无所知,也不以为意,他们只会看到俄罗斯对西方教会利益的威胁在日益增长。在1840年代早期,英国领事威廉·扬定期给外交部报告“俄罗斯势力”在耶路撒冷快速增长的情况,在他看来,俄罗斯正在通过资助朝圣者以及为东正教堂和修道院购买土地的方式,准备“对圣地的征服”。有一点他说得没错,俄罗斯宗教使团确实曾通过资助在巴勒斯坦修建教堂、学校和旅店的方式,对当地的希腊、亚美尼亚和阿拉伯东正教团体施加影响。这种做法实际是遭到俄罗斯外交部反对的,因为他们准确地预感到这种做法会让西方列强产生敌意。但是在威廉·扬的报告中,对俄罗斯征服计划的描述越来越夸张,他在1840年向外交大臣帕默斯顿汇报时说:“有人听到俄罗斯朝圣者在那里公开议论,说由俄罗斯政府来管理这块地方的时机已经到了。俄罗斯政府可以在复活节期间,把耶路撒冷的一万名朝圣者武装起来。城里的修道院地方很大,只要稍微改建一下,就可以变成要塞。”英国人对“俄罗斯计划”的担心促使圣公会加快行动,终于在1845年开始在耶路撒冷修建第一座圣公会教堂。

  “法国人在圣地洒下的热血,俄罗斯人永远也比不上”

  不过对俄罗斯在圣地的各种行动最警觉的还是法国人,对法国的天主教徒来说,法国和巴勒斯坦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期。他们认为作为欧洲“第一个天主教国家”,法国有保护圣地的特殊使命,即使是在近些年来拉丁朝圣者的人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在那里有我们的遗产,必须捍卫我们的利益,”一份法国天主教地方报纸这么写道,“十字军东征时,法国人在圣地洒下的热血,俄罗斯人永远也比不上。俄罗斯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东征……在东方人心目中,法国是首要的基督教国家,所以土耳其人把基督教欧洲地区全部叫作法兰西国(Frankistan)。”

  为了对抗俄罗斯不断增长的势力,同时确立自己作为天主教徒首要保护者的地位,法国于1843年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座领事馆(当地穆斯林对西方列强一向十分仇恨,很快就有愤怒的人群把旗杆上的法国国旗扯了下来)。以后,不论是在圣墓教堂还是伯利恒圣诞教堂举办的拉丁礼拜,法国领事总是带着一批随从盛装出席。在伯利恒举办圣诞午夜弥撒时,法国领事后面还有一群士兵保护,这些士兵虽然是穆罕默德帕夏派来的,但实际上是法国出的钱。

  和圣墓教堂一样,拉丁人和东正教徒也经常在圣诞教堂出现纠纷。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拉丁僧侣是否应该配有主教堂大门钥匙而争执不休。希腊教士是主教堂的管理者,但是马槽祈祷堂(Chapel of the Manger)是属于天主教徒的,而要去马槽祈祷堂必须穿过主教堂。双方还一直争论拉丁教士是否应该持有圣诞石窟(Grotto of the Nativity)的钥匙。圣诞石窟位于主教堂底下,被认为是耶稣诞生的地方。还有一个争议是有关石窟内耶稣诞生处大理石地面上镶嵌的一颗银星,这颗银星由拉丁人在18世纪嵌入,上面刻着法国国徽和一句拉丁文“在这里圣母玛利亚诞下耶稣基督”。希腊教士一直对此感到愤怒,认为这是法国人放在这里的“征服的象征”。1847年,这颗银星被人偷走了,挖起银星的工具就随手丢在一边,拉丁人立刻指责这一定是希腊人干的。不久之前,希腊人还在石窟周围建了一堵墙,不让拉丁人进入,于是引发双方一场斗殴。银星被偷走之后,法国人向“高门”(Porte),即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政府提出外交抗议,依据是一项1740年签署、早被人遗忘的条约,法国人说这项条约保证了天主教徒有保护石窟中的银星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希腊人也根据高门的惯例和特许权,声称这个权利是他们的。这看上去是一个小小的争执,却引发了一场关于谁能控制圣地的外交危机,继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伯利恒的教堂大门钥匙之外,以天主教代表自居的法国还声称拥有维修耶路撒冷圣墓教堂屋顶的权利,依据也是这份1740年的协议。圣墓教堂的屋顶迫切需要维修,因为屋面一侧防漏水的铅质泛水大部分被人拿走了(希腊人和拉丁人相互指责是对方干的),雨水从屋顶缝隙漏下,甚至连鸟儿都能飞到教堂里。根据土耳其法律,谁拥有屋顶谁就拥有整座屋子,于是谁有权维修圣墓教堂的屋顶就关乎了所有权,因此成为拉丁人和希腊人激烈争执的焦点。在这一争论中,俄罗斯人代表东正教徒出面与法国人对峙,他们拿出的文件是1774年签署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Treaty of Kuchuk Kainarji),这份和约是土耳其在1768—1774年战争失败后与俄罗斯签署的。根据俄罗斯人的说法,该和约赋予了俄罗斯在奥斯曼帝国中代表东正教的权利。这一说法远非实情。该和约用词含糊,很容易在翻译过程中把意思曲解。当时俄罗斯签署的是用俄文和意大利文写的和约,而土耳其人签署的是用土耳其文和意大利文写的和约,然后俄罗斯人又把和约翻译成法文用于外交。不管怎样,俄罗斯以此来给高门施加压力,不让法国人达到目的。夹在中间的土耳其人只好蒙混拖延,向双方都说些好话。

  1851年5月,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Louis-Napoleon)任命好友夏尔·德·拉·瓦莱特(Charles de La Valette)侯爵担任驻奥斯曼帝国大使,进一步加剧了这场冲突。这一任命是拿破仑向法国天主教势力让步的结果,他在担任总统两年半以来,一直未能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占上风,于是为了巩固地位,他做了一系列事情向天主教示好:1849年在法国军队的护送下,逃亡法国的教皇回到了梵蒂冈;1850年通过的《法卢法案》(Falloux Law)为大量增加天主教学校铺平了道路。对瓦莱特的任命也是向教会做出的让步之一,因为他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是神秘的“神父党”(clerical party)中的重要人物,许多人认为这个派系在暗中操纵法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针对圣地的政策,要求法国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持强硬态度。瓦莱特担任大使之后的所作所为,超过了他的职位所赋予他的权力。在上任途中,他改变事先拟定的行程到罗马停留,说服教皇支持法国在圣地代表天主教徒。抵达君士坦丁堡后,他特意在和高门的交谈中使用带有攻击性的言辞。他解释说这是一种策略,在捍卫法国利益时,“让苏丹王和他的大臣们畏缩屈服”。法国的天主教报刊,特别是很有影响力的《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为他提供了舆论支持,而这份报纸的主编就是他的亲密朋友。瓦莱特则给报刊提供各种言论供其引用,进一步火上浇油,这让沙皇尼古拉一世非常恼怒。

  1851年8月,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组成了一个联合委员会共同商讨宗教权利问题。土耳其人在希腊人和拉丁人的要求之间小心地权衡,因此委员会工作拖沓,迟迟没有得出结论。但是在委员会还未取得任何成果之前,拉瓦莱特就公开宣布拉丁人的权利已经“清楚地确定了”,没有必要继续谈判下去。他还说法国“有权采用极端手段”来维护拉丁人的权利,并吹嘘法国“在地中海拥有极端先进的海军”,可以用来保护法国的利益。

  很难说瓦莱特以战争相威胁的言论是获得拿破仑明确批准的。拿破仑对宗教事务不是很感兴趣,对圣地上的纠纷细节也知之甚少,在中东基本采取守势。但可能的情况是,他不介意甚至希望瓦莱特制造一场和俄罗斯之间的危机。他认为欧洲三强(英国、奥地利和俄罗斯)不仅把法国排挤出欧洲事务圈外,而且自从他伯父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战败后,法国一直屈从于1815年签订的“令人难堪”的条约。因此任何可以打乱这三强鼎立局面的行动,他都乐于尝试一下。路易—拿破仑有一定的理由相信,如果在圣地上发生冲突,一个新的联盟将会诞生:奥地利是天主教国家,也许愿意和法国联合共同对付俄罗斯,而大英帝国也会为了保护自己在近东的利益而与俄罗斯对抗。不管出于何种动机,瓦莱特的敌对举动让沙皇大怒,向奥斯曼帝国苏丹发出警告,任何承认拉丁人宗教权利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违反了高门与俄罗斯之间的条约,他将不得不中止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这一突然的变化让英国警惕起来,英国原来一直鼓励法国与俄罗斯达成某种妥协,现在看来必须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了。

  战争真正爆发要在两年之后,但是其火焰却是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宗教纷争中不断酝酿起来的。

  本文摘自《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吕品 朱珠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18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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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1 13:5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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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复活节还有几个星期,朝圣的人们就陆续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来自东欧和中东的许多地方:埃及、叙利亚、亚美尼亚(Armenia)、安纳托里亚(Anatolia)、希腊半岛等等,但最多的还是来自俄罗斯。这些人先是坐船来到雅法港(Jaffa),再从那里租骆驼或是驴子上路。2018-12-11耶稣受难日这一天,耶路撒冷聚集了两万名朝圣者。他们把能租的房子都租下了,实在不行就全家露天而睡。为了保证长途朝圣路上有足够的盘缠,他们几乎人人都会随身带上一些货物,比如手工制作的十字架或是装饰品,念珠或是绣品等,在抵达后卖给参观圣殿的欧洲游客。朝圣活动的中心是圣墓教堂,前面的广场也是一个忙碌的市场,售卖色彩鲜艳的水果和蔬菜的摊位与出售货物的朝圣者挤在一起,教堂后面的皮革作坊也把气味难闻的牛羊皮晾晒在那里。广场还是乞丐们讨钱的地方,他们的手看上去像是得了麻风病,就这么伸向陌生人,惊吓之下人们只好散钱消灾。有钱的游客会雇几个土耳其向导,这些人挥舞手中的大棍子把乞丐赶开,保护自己的客人走向教堂大门。

  东正教徒与天主教徒大打出手

  1846年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的复活节正好在同一天,于是朝圣地点比往年更加拥挤,气氛也更为紧张。圣墓教堂内,建在耶稣受难处的祭坛是举行复活节祭祀活动的地点,长期以来两个教派的教众一直为耶稣受难日那天谁有优先权争执不下。那时候信奉天主教的拉丁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之间的矛盾已到白热化程度,以至于奥斯曼帝国驻耶路撒冷的总督穆罕默德帕夏(Mehmet Pasha)不得不派兵到教堂内外维持秩序,但还是无法阻止冲突的发生。

  在耶稣受难日这一天,拉丁教士带着白色的亚麻祭坛布来到圣墓教堂,却发现希腊教士已经在祭坛上铺上了他们的丝绸绣花坛布。拉丁教士质问希腊教士有何权利占着祭坛,要他们出示苏丹的许可状。希腊教士却反问拉丁教士有何权利要求把丝绸坛布拿下,是不是也有苏丹的许可状。两派教士打了起来,僧侣和朝圣者们立刻加入战团,很快整个教堂变成了战场。两边不仅拳脚相加,还操起各种家伙,十字架、蜡烛台、圣餐杯、灯具、香炉都成了武器,甚至还有人从教堂里拆下了木头。斗殴愈演愈烈,两边都使上了偷偷带进教堂的刀子和手枪。当穆罕默德帕夏手下的士兵终于控制住场面时,教堂地上已经躺了四十多具尸体。

  “这就是以宗教之名干的好事!”英国社会评论家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1846年正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旅行,她继续写道:

  耶路撒冷是基督徒和犹太人最神圣的地方,就像穆斯林的麦加(Mecca)一样。这些人声称有同一个圣父,对他们来说这里都是圣所,那么他们又在这里干了些什么?穆斯林会把任何进入奥马尔清真寺(Mosque of Omar)*的犹太人或基督徒杀掉,而希腊人和拉丁人又相互敌对,会把任何进入圣墓教堂的犹太人或穆斯林杀掉。犹太人向敌人祈求平安,用的却是自己先知留下来的仇恨的语言。

  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矛盾的加剧,原因是自19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朝圣者来到巴勒斯坦。铁路和蒸汽机船的出现,为公众提供了更多出行的可能,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等天主教国家的旅行团以及欧美各地虔诚的中产阶级教徒纷纷涌向巴勒斯坦。各个教会之间相互竞争,都要扩大影响力。这些教会支持朝圣团体的活动,抢着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资助教区和修道院,建立宗教学校吸收阿拉伯东正教徒(以叙利亚和黎巴嫩人为主),让这些巴勒斯坦人数最多但受教育程度最低的民众改信基督教。

  1839年英国驻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领事威廉·扬(William Young)在向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提交的报告中说:“最近两年内,有大批来自俄罗斯、法国、那不勒斯(Naples)和撒丁岛(Sardinia)的政府官方礼物被送到耶路撒冷,用来装点圣墓教堂。”他继续写道:

  不同教派间的嫉妒和敌意不断增加,后果明显。在过去,拉丁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之间的纷争并无大碍,常常以一方给土耳其当局更多贿赂作为解决。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纷争的背后,是欧洲国家在宗教事务上的介入。

  耶路撒冷:俄罗斯人的精神家园

  在1842年和1847年间,耶路撒冷热闹非凡:圣公会(Anglican)在这里建了一个主教公署;奥地利建立了一个方济会(Franciscan)印刷所;法国建立了一个领事馆并向天主教学校和教会送了很多钱;教皇庇护九世(Pope Pius IX)重新在此设立了一个常驻大主教的职位,这在12世纪十字军东征后还是第一次;希腊东正教大主教从君士坦丁堡搬回耶路撒冷以加强控制;俄罗斯派来了教会使团,建起了一个俄罗斯大院,包括旅店、医院、祈祷堂、学校和市场等,为人数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朝圣者提供协助。

  在19世纪早期,由俄罗斯东正教会派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比其他基督教派都多。每年来到耶路撒冷参加复活节庆典的俄罗斯朝圣者多达一万五千人,有些甚至徒步穿越俄罗斯和高加索,再经过安纳托里亚和叙利亚而来。对俄罗斯人来说,巴勒斯坦的圣所是他们强烈宗教热情的倾注点,到这里朝圣是他们信仰虔诚的最高表达。

  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人把耶路撒冷看作他们精神家园的延伸。“神圣俄罗斯”这一概念并不受地域限制,而是一个东正教的帝国,供朝拜的圣所遍及基督教东部地区,而圣墓教堂又是所有圣所之母。一位俄罗斯神学家在1840年代写道:“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家乡,在那里我们不把自己当作外人。”[4]这种说法是有源头的,几百年来的朝圣活动把俄罗斯教会和圣地(包括通过耶稣的一生联系在一起的伯利恒、耶路撒冷和拿撒勒[Nazareth])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许多俄罗斯人看来,奥斯曼帝国对巴勒斯坦拥有的政治主权不过是暂时的,而他们自己与圣地之间在精神信仰层面的联系却重要得多。

  然而在天主教和新教徒身上却完全没有这种狂热,他们对巴勒斯坦圣地的兴趣不过是出于历史的原因和浪漫的想象。19世纪英国旅行家和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金莱克(Alexander Kinglake)认为“朝圣的拉丁教徒,最多也就是一名身携日记本、对历史有所了解、打算写本书的法国游客而已”。东正教徒的激情狂热,“野蛮”和“低俗迷信”的仪式,往往让欧洲游客退避三舍。马蒂诺就不愿意到圣墓教堂去看耶稣受难日为朝圣者洗脚的仪式,她写道:“我可没法去看这种借宗教名义演出的丑剧,相比之下,在非洲河边举行的最低级的拜物教仪式都没有那么令人受到冒犯。”出于同样的理由,她也不愿意参加复活节星期六举行的圣火仪式。在圣火仪式上,朝拜者纷纷挤入圣墓教堂内,用耶稣坟墓上的长明火点燃自己手中的火把。来自希腊、保加利亚、摩尔达维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等地不同东正教派别的教徒争先恐后地挤向耶稣坟墓,斗殴经常发生,有时候一些教徒会被踩死或是被烟呛死。柯曾男爵(Baron Curzon)目睹了1834年的圣火仪式,他将看到的景象描述为“混乱和渎神的场面”,那些朝圣者“几乎全身赤裸,手舞足蹈,狂喊乱叫,仿佛恶魔上身一般”。

  马蒂诺是一神论者,柯曾是圣公会教徒,他们对这种宗教仪式的反感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新教中,早就没有了公开展示宗教热情的行为。和许多欧洲游客一样,他们觉得东正教徒狂乱的举动几乎不像一个基督徒所为,自己和他们没有什么共通之处,反而是相对世俗化的穆斯林身上的含蓄和端庄,与自己习惯的安静祈祷有着共通之处。这些作者对东正教徒的态度,影响了西方国家在与俄罗斯就圣地问题发生争执时采取的外交政策,而这些外交政策的实施,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

  欧洲的评论家们对圣地在俄罗斯人心中的地位一无所知,也不以为意,他们只会看到俄罗斯对西方教会利益的威胁在日益增长。在1840年代早期,英国领事威廉·扬定期给外交部报告“俄罗斯势力”在耶路撒冷快速增长的情况,在他看来,俄罗斯正在通过资助朝圣者以及为东正教堂和修道院购买土地的方式,准备“对圣地的征服”。有一点他说得没错,俄罗斯宗教使团确实曾通过资助在巴勒斯坦修建教堂、学校和旅店的方式,对当地的希腊、亚美尼亚和阿拉伯东正教团体施加影响。这种做法实际是遭到俄罗斯外交部反对的,因为他们准确地预感到这种做法会让西方列强产生敌意。但是在威廉·扬的报告中,对俄罗斯征服计划的描述越来越夸张,他在1840年向外交大臣帕默斯顿汇报时说:“有人听到俄罗斯朝圣者在那里公开议论,说由俄罗斯政府来管理这块地方的时机已经到了。俄罗斯政府可以在复活节期间,把耶路撒冷的一万名朝圣者武装起来。城里的修道院地方很大,只要稍微改建一下,就可以变成要塞。”英国人对“俄罗斯计划”的担心促使圣公会加快行动,终于在1845年开始在耶路撒冷修建第一座圣公会教堂。

  “法国人在圣地洒下的热血,俄罗斯人永远也比不上”

  不过对俄罗斯在圣地的各种行动最警觉的还是法国人,对法国的天主教徒来说,法国和巴勒斯坦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期。他们认为作为欧洲“第一个天主教国家”,法国有保护圣地的特殊使命,即使是在近些年来拉丁朝圣者的人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在那里有我们的遗产,必须捍卫我们的利益,”一份法国天主教地方报纸这么写道,“十字军东征时,法国人在圣地洒下的热血,俄罗斯人永远也比不上。俄罗斯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东征……在东方人心目中,法国是首要的基督教国家,所以土耳其人把基督教欧洲地区全部叫作法兰西国(Frankistan)。”

  为了对抗俄罗斯不断增长的势力,同时确立自己作为天主教徒首要保护者的地位,法国于1843年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座领事馆(当地穆斯林对西方列强一向十分仇恨,很快就有愤怒的人群把旗杆上的法国国旗扯了下来)。以后,不论是在圣墓教堂还是伯利恒圣诞教堂举办的拉丁礼拜,法国领事总是带着一批随从盛装出席。在伯利恒举办圣诞午夜弥撒时,法国领事后面还有一群士兵保护,这些士兵虽然是穆罕默德帕夏派来的,但实际上是法国出的钱。

  和圣墓教堂一样,拉丁人和东正教徒也经常在圣诞教堂出现纠纷。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拉丁僧侣是否应该配有主教堂大门钥匙而争执不休。希腊教士是主教堂的管理者,但是马槽祈祷堂(Chapel of the Manger)是属于天主教徒的,而要去马槽祈祷堂必须穿过主教堂。双方还一直争论拉丁教士是否应该持有圣诞石窟(Grotto of the Nativity)的钥匙。圣诞石窟位于主教堂底下,被认为是耶稣诞生的地方。还有一个争议是有关石窟内耶稣诞生处大理石地面上镶嵌的一颗银星,这颗银星由拉丁人在18世纪嵌入,上面刻着法国国徽和一句拉丁文“在这里圣母玛利亚诞下耶稣基督”。希腊教士一直对此感到愤怒,认为这是法国人放在这里的“征服的象征”。1847年,这颗银星被人偷走了,挖起银星的工具就随手丢在一边,拉丁人立刻指责这一定是希腊人干的。不久之前,希腊人还在石窟周围建了一堵墙,不让拉丁人进入,于是引发双方一场斗殴。银星被偷走之后,法国人向“高门”(Porte),即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政府提出外交抗议,依据是一项1740年签署、早被人遗忘的条约,法国人说这项条约保证了天主教徒有保护石窟中的银星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希腊人也根据高门的惯例和特许权,声称这个权利是他们的。这看上去是一个小小的争执,却引发了一场关于谁能控制圣地的外交危机,继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伯利恒的教堂大门钥匙之外,以天主教代表自居的法国还声称拥有维修耶路撒冷圣墓教堂屋顶的权利,依据也是这份1740年的协议。圣墓教堂的屋顶迫切需要维修,因为屋面一侧防漏水的铅质泛水大部分被人拿走了(希腊人和拉丁人相互指责是对方干的),雨水从屋顶缝隙漏下,甚至连鸟儿都能飞到教堂里。根据土耳其法律,谁拥有屋顶谁就拥有整座屋子,于是谁有权维修圣墓教堂的屋顶就关乎了所有权,因此成为拉丁人和希腊人激烈争执的焦点。在这一争论中,俄罗斯人代表东正教徒出面与法国人对峙,他们拿出的文件是1774年签署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Treaty of Kuchuk Kainarji),这份和约是土耳其在1768—1774年战争失败后与俄罗斯签署的。根据俄罗斯人的说法,该和约赋予了俄罗斯在奥斯曼帝国中代表东正教的权利。这一说法远非实情。该和约用词含糊,很容易在翻译过程中把意思曲解。当时俄罗斯签署的是用俄文和意大利文写的和约,而土耳其人签署的是用土耳其文和意大利文写的和约,然后俄罗斯人又把和约翻译成法文用于外交。不管怎样,俄罗斯以此来给高门施加压力,不让法国人达到目的。夹在中间的土耳其人只好蒙混拖延,向双方都说些好话。

  1851年5月,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Louis-Napoleon)任命好友夏尔·德·拉·瓦莱特(Charles de La Valette)侯爵担任驻奥斯曼帝国大使,进一步加剧了这场冲突。这一任命是拿破仑向法国天主教势力让步的结果,他在担任总统两年半以来,一直未能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占上风,于是为了巩固地位,他做了一系列事情向天主教示好:1849年在法国军队的护送下,逃亡法国的教皇回到了梵蒂冈;1850年通过的《法卢法案》(Falloux Law)为大量增加天主教学校铺平了道路。对瓦莱特的任命也是向教会做出的让步之一,因为他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是神秘的“神父党”(clerical party)中的重要人物,许多人认为这个派系在暗中操纵法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针对圣地的政策,要求法国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持强硬态度。瓦莱特担任大使之后的所作所为,超过了他的职位所赋予他的权力。在上任途中,他改变事先拟定的行程到罗马停留,说服教皇支持法国在圣地代表天主教徒。抵达君士坦丁堡后,他特意在和高门的交谈中使用带有攻击性的言辞。他解释说这是一种策略,在捍卫法国利益时,“让苏丹王和他的大臣们畏缩屈服”。法国的天主教报刊,特别是很有影响力的《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为他提供了舆论支持,而这份报纸的主编就是他的亲密朋友。瓦莱特则给报刊提供各种言论供其引用,进一步火上浇油,这让沙皇尼古拉一世非常恼怒。

  1851年8月,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组成了一个联合委员会共同商讨宗教权利问题。土耳其人在希腊人和拉丁人的要求之间小心地权衡,因此委员会工作拖沓,迟迟没有得出结论。但是在委员会还未取得任何成果之前,拉瓦莱特就公开宣布拉丁人的权利已经“清楚地确定了”,没有必要继续谈判下去。他还说法国“有权采用极端手段”来维护拉丁人的权利,并吹嘘法国“在地中海拥有极端先进的海军”,可以用来保护法国的利益。

  很难说瓦莱特以战争相威胁的言论是获得拿破仑明确批准的。拿破仑对宗教事务不是很感兴趣,对圣地上的纠纷细节也知之甚少,在中东基本采取守势。但可能的情况是,他不介意甚至希望瓦莱特制造一场和俄罗斯之间的危机。他认为欧洲三强(英国、奥地利和俄罗斯)不仅把法国排挤出欧洲事务圈外,而且自从他伯父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战败后,法国一直屈从于1815年签订的“令人难堪”的条约。因此任何可以打乱这三强鼎立局面的行动,他都乐于尝试一下。路易—拿破仑有一定的理由相信,如果在圣地上发生冲突,一个新的联盟将会诞生:奥地利是天主教国家,也许愿意和法国联合共同对付俄罗斯,而大英帝国也会为了保护自己在近东的利益而与俄罗斯对抗。不管出于何种动机,瓦莱特的敌对举动让沙皇大怒,向奥斯曼帝国苏丹发出警告,任何承认拉丁人宗教权利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违反了高门与俄罗斯之间的条约,他将不得不中止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这一突然的变化让英国警惕起来,英国原来一直鼓励法国与俄罗斯达成某种妥协,现在看来必须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了。

  战争真正爆发要在两年之后,但是其火焰却是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宗教纷争中不断酝酿起来的。

  本文摘自《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吕品 朱珠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18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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